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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真愛伴我行》這部電影中,運用了大量的台詞,配合劇情的鋪陳,顯現了「輿論暴政」下,人脆弱的主體性。正因為人無法隨時為自己發聲,因此必須藉由他人的言語,反覆建構出一個人的公眾形象,而因此,人的「本質」在人際關係間、在言語間不斷的被再現解讀,這些言語所構成的善與惡,很可能接近現實,也可能近乎荒腔走板。也許大部分的人會想要談言語再現的暴力問題,但我想要藉著這部電影,談論人藉由「再現他人」背後所欲達到的目的與動機為何,來探討言語再現伴隨的另一種功能,自現。

 

二、以再現他人建構自我的崇高性

生存在社會中,人必須不斷的與他人接觸,因此在社會上,我們必須面臨龐大的社會注視與公眾定義,不僅藉此定位自己的位置,更因而影響對自我的建構。高夫曼(Goffman)認為我們會使用各種語言與肢態來經營我們的「表面」(front)或面子。目的在創造一種特定的公眾形象。往往我們發覺表象不一定等於實質,這是人為維持自尊而掩飾某些內在情緒的必要手段,高夫曼稱此為「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印象整飾」具有維持自尊、界定互動關係、產生影響力、符合角色期望、贏得讚許與建立特定的公眾形象的功能。而如此需要「印象整飾」即是因為大多數人無法用真實的自己面對他人的眼光。正如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名言:「他人就是地獄」,存在主義認為人的存在不但是一種荒謬,更是難以忍受的「嘔吐經驗」,因為人始終無法逃避別人的「注視」,而在他人的注視下人容易轉變為卑下與羞恥。瑪蓮娜如此,所有活在「輿論暴政」下的西西里鎮民亦如此。

接受自己的卑下與羞恥不是個愉快的經驗,因此人不斷的想藉由言語,為自己重塑形象,並藉以排除心理上對自己感到羞惡的焦慮。人需要急切地表示自己作為防衛,無法藉由行為時,以言語作為形式上的彌補,建構出一種口中的自我,並以為那是真實。這種言語的自現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純粹闡述自己的看法,並未對任何自己之外的主體/客體做任何定義。但這種方法通常相當薄弱而且難以達成,因為在言語的構成中,很難避開談論另一主體,而且為了增強說服力,常常必須舉例。因而人們常使用第二種方法,作為自現的捷徑—再現。「對他人的再現」以作為自現的方式,即是善用二分法抨擊他人,作為自我崇高性的對比。在影片中,因為瑪蓮娜的美麗使她具有威脅性,對男人而言是「性節制上的威脅」(性慾),對女人而言是「美貌的強者」(嫉妒),在此層次鎮民暴露在面對自我的檢視而感到衣不蔽體的罪惡感和弱勢感之中,為了緩和這種焦慮感,他們必須採取行動。正因為所有的人在內心上必須認為自己在「節制原慾」上是崇高的,所以他們視瑪蓮娜為「原慾」的化身,貼上「道德怪物」的標籤。藉由表達與自己內心相反的話語作為抑制自己內心慾望和自卑的平衡機制,他們用言語牢籠將「原慾」包圍於重重藩籬中,一再的壓抑;而藉由言語轉移「注視焦點(尤其是瑪蓮娜這種聚光燈的角色)」,也使他們能夠暫時免於在發表言語時,同時必須面臨被他人檢驗「動機」的不安感。

影片中常見的情節是男人們表面上對瑪蓮娜客套,但私底下卻拿她當笑柄。事實上許多男人想與瑪蓮娜相好,但為了面子,他們無法承認自己的好色,因此只能以「認為瑪蓮娜,以及與瑪蓮娜交往的人是不道德的」來抑制自己內心的渴望,凸顯自我的道德崇高性,並以此作為一種說服自己逃避慾望的理由。這是以自己(好色)的心態去度量別人,即心理學上所稱之「投射」(projection),亦是佛洛依德所提的「自我防衛機轉」(self-defense machanism)之一,將自己心中「危險」的思想,「投射」在他人或比較安全的對象身上,因而免除自身的罪惡感與焦慮;女人們則是盡量避免與瑪蓮娜接觸,並且在背後用極為難聽的字眼去諷刺瑪蓮娜,她們形容她「沒品味(因為與我的品味不同)」「我的老公完全不想看她(因為他只看我)」等等,實際上卻是源於對瑪蓮娜擁有的美貌極度的欽羨與嫉妒,抑是將貶低他人視為一種確保自己較為優等的防衛。而男孩呢?其實他對於瑪蓮娜亦有「原慾」,但藉由對那些「不當對待瑪蓮娜的鎮民」的報復,男孩藉由自翊為「保護者」把自己同樣不被允許的「窺視行為」的動機和原因與鎮民的動機做區隔,試圖表現自我的道德性,但他多數是藉由行為而非言語的方式,這是因為男孩不若其他成年鎮民具有言語上的優勢地位。

片中為了突顯人們的這種自現的虛偽,設計了律師的角色。他在法庭上滔滔不絕、口沫橫飛地向鎮民訴說瑪蓮娜的無辜和私會情人的正當性,「最大的課題就是:這麼美麗的寡婦是否在為了國家喪失丈夫之後,擁有再度尋找自己第二次愛情的機會?」表面上,律師是正義的化身,他的言詞代表了將瑪蓮娜救出「寡婦不該在失去丈夫之後擁有新情人」的社會批判,顯示了他對愛情自主上捍衛的崇高性。但實際上,藉由雷納多的眼睛,我們看到私底下律師卻無所不用其極的對瑪蓮娜渲洩情慾,而他在法庭上的振振說詞,卻成為他日後在肉慾上佔有瑪蓮娜的諷刺鋪陳,也是他用言語為自己慾望所建構出的虛偽正當性。

戰爭結束後,德軍撤守象徵舊有的權威喪失,美軍雖然進駐,但是在短期之內尚無法回歸常態,此時,該鎮處於一種權威的真空狀態:舊的勢力瓦解,而新的規範尚未建立,涂爾幹(E. Durkheim)稱之為「脫序」或譯成「迷亂」(anomie)。「脫序」讓壓抑的能量得以釋放。原本在正常的狀態中,人們會盤算其行為的代價,受到外在制約,但是在「脫序」狀態中,行為的後果不受任何外在的制裁,因此,人們不必再以言語偽裝和壓抑自己,人性得以赤裸裸的展現。因此一群婦女在戰爭結束的當下,馬上當眾圍毆瑪蓮娜,行使她們的「攻擊本能」,作為挫折、憤怒的渲洩。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宣洩過程當中,她們仍是不斷以「蕩婦」「這就是你的惡報」這種詞彙,作為自己毆打他人的行為正當性,正因為被毆打對象是蕩婦,所以顯得自己的攻擊行為是崇高的,作為模糊行為正當性的手段和一種對自己罪惡評價的平衡。

 

三、結論

導演托那雷多說:「《真愛伴我行》是一個單純形象式的故事,關於男孩成長為一個男人,一個女孩蛻變為一個女人的經過,而它的結局,則是關於人性在善與惡之間永恆的掙扎。」現實中,為了在社會注視下,建構(表面上的)自我道德崇高性,人性事實上在善與惡之間不斷的徘徊。往往能看到人們互相折磨,彼此拆台,只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正當的」,並藉由攻擊的強度和力度,運用冠冕堂皇的詞語,藉以掩飾自己內心黑暗的另一面,達成「印象整飾」的目的。但《真愛伴我行》顯示了人們自以為建構出的「(保護自我)天衣無縫的話語結構」中暗藏了玄機,亦即他人所能看到的人們的本質,不一定來自他對他人批判下所形成對比性的自我指涉,也可以是他建構在他人身上的話語結構本身。正如同影片中的男女人(說話者)藉由指責瑪蓮娜來建構自己的崇高,但我們(聽眾)從這些言語中,其實可以窺知這些言語的背後,說話者的本質為何。正如同佛印和蘇東坡之間著名的對話:「從我口中出來的是佛,從你口中出來的卻是糞。」的寓意,諷刺的是,在運用言語再現他人以自現的過程中,常常人們也暴露/隱含了自己欲隱藏的真面目。最簡單的註解,就是孩子們欲結束他人對自己的謾罵時,常用的一句簡單,卻又非常貼切的話:「罵人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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